豆花鋪子

   清晨六點，天剛泛白，街角的「林伯豆花」便支起了攤子。林伯照舊先舀一碗嫩豆花，撒上蔥花、紫菜，淋幾滴香油，擺在角落的小桌上。這碗是給「老主顧」的，雖然誰也沒見過這位主顧來吃。
   豆花鋪子不過七八平米，只能容下四五張桌子，擠在兩棟灰撲撲的唐樓之間。牆上貼著泛黃的價目表：甜豆花五塊，鹹豆花六塊，加油條另付兩塊。林伯總說：「甜鹹都是吃，何必爭個死活。」但常來的客人們分明自動分成兩派，各自佔據鋪子左右兩側，中間彷彿隔著條看不見的界線。
   頭一個來的是對街五金店的趙老闆。他總把電動車橫在門口，震得裝醬油的瓶子叮噹作響。「老規矩，鹹的，多擱蔥花！」他嗓門大，震得玻璃櫃嗡嗡響。接著來的是隔壁中學的周老師，戴著圓框眼鏡，輕聲細語要碗甜豆花，外加一根油條。兩人照例對視一眼，各自鼻子裡哼出些聲響。
   八點鐘，穿睡衣拖鞋的住戶們陸續下樓。劉嬸端著自家瓷缸子，非要林伯把豆花裝在裡面。「塑料碗不環保咧。」她說話時眼睛瞟著對面的年輕小妹——那姑娘天天用一次性餐具，還總把豆漿灑得到處都是。
   十點過後，生意淡下來。林伯就坐在塑料凳上削薑，啍著咿咿呀呀的曲。這時候常有個穿西裝的小伙子匆匆跑來，要碗不加料的原味豆花。「胃不好，醫生讓吃清淡的。」他說。林伯後來才知道，這人在金融公司上班，天天加班到凌晨。
   冬至那天，忽爾整條街停電。林伯點起蠟燭賣熱豆花，暖黃的光暈裡，甜黨鹹黨竟混坐在一起。美容院小妹幫劉嬸擦掉大衣上的豆渣，趙老闆給周老師遞了張紙巾；穿西裝的年輕人來得最晚，照例要碗原味豆花。轉頭看見角落那碗涼透的豆花還擺著，上面漂的紫菜蔥花已經沉了底。這些人都知道，角落的那碗豆花是留給林伯兒子的；十年前的那個冬至，車禍帶走了那個愛吃鹹豆花的年輕伙子。
   臘月二十八，城管來拆違建。林伯鋪子缺張許可證，被泥頭車啃掉半面牆。後來人們在廢墟裡撿到個鐵皮盒子，裡面整整齊齊碼著三百二十六張五元紙幣，每張都標著日期。
   開春後，街角新開了家奶茶店。偶爾有老人路過，會指著那個明亮的玻璃櫃檯道：「從前這兒賣豆花來著。」但很快又被店員熱情的「歡迎光臨」打斷了話頭。
   只有五金店的趙老闆還留著那個印有「林伯豆花」的塑料袋，裝些螺絲釘什麼的。他兒子高考那年，周老師來買扳手，看見塑料袋，兩人忽然同時嘆了口氣。
   甜也好，鹹也罷，橫豎都是要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