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這個字眼離我們好像很遠了。曾經很長一段時間，他們是偶像，佔據了我們的心靈。

馬克思說，有時，同樣的事在歷史中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

當我們搜檢盧仕盛老人遺物的時候，悲劇消失了，在一個身經百戰的老紅軍那裡，沒有發現絲毫有關「紅軍」的痕跡。

那些遙遠的故事只殘留下記憶的碎片，維繫?我們關於紅軍的想像：雪山、草地、西風、殘陽……

故事的主人一個個消逝了，帶?殘損的肢體和無悔的思想。紅軍在哪裡？唯有亢奮的青年唱?《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演繹長征，消費悲壯。

於是，邊緣化了的紅軍第二次出場，以私人生活的方式。

這是我們實實在在能夠直接體驗到的生活，家常、私密；至於那些可能是歷史事實而又雲遮霧障的「宏大敘事」，則統統留給了將來關於紅軍的考古。

讓我們與細小和瑣屑同在！

作為一個藝術展覽，《一個老紅軍的私人生活》展出的並不是某個藝術家的名蹟，也不是精緻的古代文明產物，有的就只是一些老照片、文件和破舊的日用物品。

過去，藝術家以靈心妙手，擷取生活經驗，融入個人情思，運用視覺元素，造就一件件藝術作品。然而，進入二十世紀，隨著生活模式和社會體制的急劇變化，藝術在新的社會建制下，亦產生了種種突破傳統的思維和創作方式。

一九六○年代，當中國的藝術以工農兵為主題，發展得火紅的同時，法國興起了以生活實物融入創作的「新現實主義」運動；而德國藝術家波伊斯提出「社會雕塑」的觀念，更是把一切社會行為和社會建制的構成，視作藝術。它們均以各自的方式，探討藝術與社會生活的關係。

如今，策劃人孫振華正是以「社會雕塑」的理念為策展的基礎。一方面，他把這位被展示的老紅軍的一生，視作一件藝術作品；另一方面，亦把紅軍視作一種社會運動、一種「社會雕塑」，因為紅軍在塑造社會的過程當中，也塑造了紅軍的本身。孫振華把紅軍和老紅軍的私人生活轉化為一種資源，並構成新的觀點角度。

藝術元素的融合和媒介分野的消除，開展出全新的藝術視野，對作品與及展覽亦要求以新的解讀方式來配合。孫振華把看似熟悉的圖像、資料放在一個有別於過去傳統展示角度的展覽當中。展品包含了老紅軍的個人日記等文字資料外，亦有策劃人精心撰寫的展品說明，讓大家去重新閱讀展品內容，重新閱讀紅軍。

這展覽雖使用了「歷史」，卻不是在陳述歷史；亦並不是褒揚組織、拔高個人。它只是藉由一些同屬這位老紅軍的生活用品與具象徵意義的物品並置陳列，使其神話消弭，重歸歷史、民眾和真實生活，讓人去接近、去感受和思考。讓觀眾去思考生活，開拓可能性，正是當代藝術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