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問題一直是香港教育中最棘手最敏感的問題之一。母語教育已經由一項殖民地教育政策，蛻變為精英主義的學校分隔政策；因為香港向來缺乏實業的資源，加上所謂邁向「知識經濟」，來來去去都是服務、金融、旅遊等等，語文居中角色重要，更被視為振興經濟的重要一環。特區政府因而標舉兩文三語，實含有極強的政治與經濟意義，問題是，普遍而言，學生不但一時間未易兼擅兩文三語，反而更因中英語水平下降而使人憂心忡忡。

語文水平低落，誠然是多媒體年代的世界性現象，可是，香港的語文教育自身未如理想，也不必諱言。究其關鍵，在於政府不重視語文教育專業，語文教師又不自主。

在香港，教師要求取得專業地位，少計也有近廿年的歷史，成立教學專業議會，讓教師專業自主，曾經在回歸後一度獲得特區政府首肯。可是，即使行政長官已公開承諾，甚至已作出財政撥款，但有關政策，竟然拖延有年。

不能專業自主，於是宏觀的教育政策以至具體的課室教學，均要服從於遠離教室的官僚的指令。英語教學法如流行時裝每若干年一變，早年由著重文法學習變為傳意唯尚，近年深感傳意之弊又有提倡學習文法之議，正正是因為沒有反璞歸真，沒有就香港人的英語運用作清晰的定位，沒有針對學生千變萬化的學習特點與處境而制定教學政策。過去廿年，中文教學步英語教學的後塵，忘卻中文在本地實為第一語言的特點，教師雖然每多詬病，但又因政策使然而不得不屈從，箇中關鍵，也可追溯到專業自主的匱乏之上。

更嚴峻的問題，是受過本科專業培訓師資短缺的問題。既沒有專業地位，工作又不能自主，於是，教師薪酬相對於其他專業長期偏低，工作條件、滿足感等等也每下愈況，於是在吸引優秀人才而言，教師行業與其他專業相比，自然處於下風。在景氣的一段長時間，教師求過於供，由殖民地政府開始，以至特區政府，都沒有針對供求的規律，吸引合資格的人士加入教師行列，而只求滿足教室裡要有教師的需要。簡言之，是重量不重質，教室裡要有教師，但師資如何，是否適合任教，卻在政策議程之外。

這說明了現行教育條例之中，仍有未受訓的「暫准教師」之理，也說明了香港教師之中普遍的「兼教」的現象。所謂「兼教」，就是接受未經本科訓練的教師施教該科。本科素養與教學技巧兼備，是專業教師的兩項挑戰，偏於一隅，都不利於學習質素。可是，「兼教」竟然為香港政府所接受及提倡，而於語文科尤烈，語文科之中，由於香港社會對英語人才需求甚殷，因而英語科「兼教」的現象又特別嚴重，而小學英語科的「兼教」現象又可謂嚴重中之嚴重。這與香港學生英語基礎不穩的關係，不能忽視。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今年一月發表一份《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諮詢文件，即針對這點師資問題，提出可予肯定的建議。文件建議撥出資源提升語文師資：對新入職的語文教師而言，必須在入職前或入職後的三至五年內接受語文教育的專業訓練；在職教師未經本科受訓者，也須漸次參加專業培訓。這是提升師資的王道方案，因為其精神在於提升，符合學生和教師的要求，與年前鬧出軒然巨波、否定教師資歷的語文基準政策相較，進路迥然不同。因為語文基準未能取得語文教育專業的認受，因此，即使教師達到語文基準，也要重新符合語常會所建議的要求，這也反映出語文基準政策沒有專業考慮之弊。

綜合而言，語常會的建議可使師資培訓重上正軌，應予肯定，要憂慮的仍有兩點：一是師資培訓機構能否及時開辦具質素保證的課程，二是語文基準的支持者會否濫用「存在即合理」，把生硬為了一個政策而發明的基準內容，滲入語文師資的課程之中。若說前者視乎政府推行有關政策的決心與資源，則後者又必須回到語文教育專業自主的高度來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