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衣對照亦惘然──張愛玲作品中的衣飾

張愛玲作品中出色的衣飾描寫，她博學多聞如數家珍的「民國服飾史」，乃至她本人「奇裝炫人」的特立獨行，一向為「張學」傳統中津津樂道的話題。我想討論的僅僅是「張看」的目光，這些景曬的黃色太陽下、在民國女子身上紛紜更替的衣裝上，掠過或凝視的「眼光」﹕誰與更衣，為何對鏡，女為誰容﹖

〈更衣記〉等篇原是用英文寫給《二十世紀》(The XXth Century)雜誌發表的。這份1941年10月創刊的英文月刊，讀者對象是羈留亞洲的西方人，尤以上海外國租界為重點。1943年1月的四卷一期首次刊登了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一文，並配有作者親繪的十二幅髮服飾插圖，主編Klaus Mehnert特別推崇這位署名Eileen Cheung的「極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六月號的Still Alive(中文本更題〈洋人看京戲及其他〉)一文，編者按語中說「她不同於她中國同胞，她從不對中國的事物安之若素﹕她對她的同胞懷有的深邃好奇心使她有能力向外國人闡釋中國人」。十二月號的Demons and Fairies(中文本即〈中國人的宗教〉)，是張愛玲為該刊寫的最後一篇文章，編者按說﹕「作者神遊三界，妙想聯翩，她無意解開宗教或倫理的疑竇，卻以她獨有的妙悟的方式，成功地向我們解說了中國人的種種心態」。

編者所說的「好奇心」、「妙悟」以及某種「旁觀」角度，當時上海灘上頗為活躍的散文家周班公對此亦有同感。他說張的筆法雖源出《紅樓夢》、《金瓶梅》，他仍模糊覺得「這是一位從西方來的旅客，觀察並且描寫著她喜愛的中國」，並因此想起了賽珍珠云云。[1]

其實張愛玲此時走的仍是林語堂的路數，以輕鬆幽默英國小品的文字向老外介紹吾國吾民。入乎其內，出乎其外，其凝視的目光，斜述口吻，頗有點曖昧難言。因此在改寫為中文的時候，類似的說明就很有必要﹕「這篇東西本是寫給外國人的，所以非常粗淺，但是我想，有時候也應當像初級教科書一樣地頭腦簡單一下，把事情弄明白些」。[2] 但更重要的是如下這一段話﹕

用洋人看京戲的眼光來看看中國的一切，也不失為一樁有意味的事。頭上搭了仟竿，景著小孩的開襠褲﹔櫃檯上的玻璃缸中盛著「參鬚露」，這一家的擴音機裡唱梅蘭芳﹔那一家的無線電裡賣著癩疥瘡藥﹕走到「太白遺風」的招牌底下打點料酒——這都是中國，紛紜、刺眼、神秘、滑稽。多數的青年人愛中國而不知道他們所愛的究竟是一些甚麼東西。無條件的愛是可欽佩的——唯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著了現實，每每使他們倒袖一口涼氣，把心漸漸冷了。我們不幸生活於中國人之間，比不得華僑，可一輩子安全地隔著適當的距離崇拜著神聖的祖國。那麼，索性看個仔細罷﹖用洋人京戲的眼光來觀光一番罷。有了驚訝與眩異，才有明瞭，才有靠得往的愛。[3]

問題是我們是否真能代入「洋人看京戲的眼光」﹖倘若把這段話裡的「中國」替換成「中國女人」，倘若把這「眼光」具體化到張愛玲寫於同一年(1943)的小說裡的人物，你發現最接近的並非小說中不多的一兩個「洋人」，而是一再重複出現的那幾位中國男人﹕失卻了「適當的距離」，或仍然「安全地隔著適當的距離」，卻都「不幸生活於中國人之間」的「華僑」或「歸國學人」！他們是范柳原〈傾城之戀〉、童世舫〈金鎖記〉、章雲藩〈花凋〉、米晶〈留情〉、婁囂伯〈源鷥禧〉、佟振保〈紅玫瑰與白玫瑰〉……他們對「中國╱中國女人」無條件或有條件的愛，靠得住或靠不住的愛，無不藉由對衣裝的「觀感」而詭異地呈現。

范柳原說﹕「難得碰見像你這樣的一個真正的中國女人。」相親之夜流蘇喧賓奪主，單憑「會跳舞」攪了七妹寶絡的局(請注意她們的名字都是一種「衣飾」)。那天她穿的是——「床架上掛她脫下來的月白蟬翼紗旗袍。她一歪身坐在地上，摟住了長袍的膝部，鄭重地把臉偎在上面。蚊香的綠煙一蓬一蓬浮上來，直燻到她腦子裡去。她的眼睛裡，眼淚閃著光」。[4]

小說的前邊曾到流蘇孤苦無依於模糊中摟住想像中的母親求她「做主」，這裡的替換物品頗有張愛玲晚年在《對照記》裡提到的「戀衣狂」的意味。在香港淺水灣酒店，一次范柳原偶然從他「頂文雅的」、「上等的情調」裡失態，說了些推心置腹的話，卻正是關乎「旗袍」與「京戲」。讓我們略去流蘇的答話，化對話為獨白，以突顯范柳原的衣飾觀﹕我陪你到馬來西亞去。……只是有一件事，我不能想像穿著旗袍在森林裡跑。……不過我也不能想像你不穿旗袍。……我這是正經話。我第一次看見你，就覺得你不應當光著膀子穿著這種時髦的長背心，不過你也不應當穿西裝。滿洲的旗裝，也許倒合適一點，可是線條又太硬………我的意思是﹕你看上去不像這世界上的人。你有許多小動作，有一種羅曼蒂克的氣氛，很像唱京戲。[5]

「一個真正的中國女人」無論穿甚麼，都是「逼上梁山」，被置放於一個哪裡「有點不對」的戲台上。在一個內外皆失序的世界裡，這對精刮的男女都有點「找不對感覺」。花花公子南洋華僑范柳原徵引《詩經》，大談「天長地久」，真是不對到了恐怖的地步。只有在一個「斷堵頹垣」的荒涼背景之下，這點「安全的適當距離」帶來的「不對」才會消失。這時的白流蘇我們不知道她穿些甚麼，只知道她「擁被而坐」，聽那牆頭上三個音階悲涼的風如虛無的氣，通入虛空的虛空。這時靠得住的只有「脖子裡的一口氣」和身邊的這個人。

姜長安的一生像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小說的衣飾描寫是「漸漸縮減」式的。瞞著母親曹七巧的相親之夜，出發前的準備甚是詳盡。「長馨先陪她到理髮店去用鉗子燙了頭髮，從天庭到鬢角一路密密的貼著細小的髮圈。耳朵上戴了二寸來長的玻璃翠寶塔墜子，又換上了蘋果綺喬琪紗旗袍，高領圈，荷葉邊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6] 然後到了菜館子裡，「怯怯的腿去了蘋果綠駝鳥毛斗蓬」——都是張愛玲所喜歡的藍綠色系。童世舫顯然並不覺得旗袍這種「時髦的長背心」有甚麼不對，他「多年沒見過故國的姑娘，覺得長安很有點楚楚可憐」。此後的交往，衣飾開始局部化，「兩人並排在公園裡走著，很少說話，眼角裡帶著一點對方的衣服與移動著的腳」。到決絕那天，就只看見黑鞋與白襪﹕「長安悄悄的走下樓來，玄色花繡與白絲襪停留在日色昏黃的樓梯上。停了一會，又上去了。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

這當然意味著「理想」的幻滅，令倒抽一口涼氣。「這就是他所懷念的古中國……他的幽嫻貞靜的中國閨秀是抽鴉片的！」[7]

〈花凋〉的故事則似乎沒有那麼「東方主義」。鄭川嫦是最小的女兒，天生被姊姊們欺負，底下又被弟弟佔去了爹娘的愛。欺負主要體現在衣服方面，姊姊們不要了的舊衣令她永遠「天真可愛」，她終年穿著藍布長衫，「夏天淺藍，冬天深藍」。終於熬到了「女結婚員」的資料了，大姊夫習醫的同學章雲藩剛從維也納回來。「乍回國的留學生，據說是「嘴饞眼花，最易捕捉。」中秋節的鄭家節宴亂哄哄的鬧劇裡，章醫生的背感覺到川嫦長袍的下襬拂過，方才注意到她的衣著。只因章雲藩自己與大姊閒聊時說過﹕「他喜歡女人的旗袍長過腳踝，出國時候行著，今年回國來，卻看不見了。」

川嫦身上這件蔥白素綢旗袍，想必是舊的，既長，又不合身，「可是太大的衣服另有一種誘惑性，走起路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的地方是衣服在顫抖，虛虛實實，實實虛虛，極其神秘」。[8] 對章雲藩而言山國前時尚的執念包含了他的慾望與想像，對川嫦而言卻是不幸宿命的預示。急轉直下的是﹕川嫦從「女人」變成了「病人」。

「病人」穿甚麼——病人也有幾時幾樣的，她卻連一件像樣睡衣都沒有，「她覺得她彷彿是乘她沒打扮的時候冷不防來看她似的」。丟盔棄甲，攻防完全失了依託。張愛玲慣用的殘酷對照此時出現﹕章的新歡，護士余美增，容貌雖是「次等貨色」，卻健康，胖也胖的「曲折緊張」，隆冬季節，在黑呢大衣下穿了件光胳膊的綢夾袍，紅黃紫綠，周身是爛醉的顏色，入時的調子。

「冰涼的科學的手指」，完全不是原來夢想觸摸。「人們的眼睛裡沒有悲憫」。醫生的目光和口吻，出自張愛玲式的尖俏的諷刺﹕「當然他臉上亳無表情，只有耶教徒式的愉悅——一班醫生的典型臨床態度」。[9]有關現代性和反現代性，歐洲與中國、科學與傳統、性別政治的複雜辨證，正於此處整套引入。誰說這個故事不那麼「東方主義」﹖

〈花凋〉的結尾是一雙沒有人穿的鞋。鄭夫人在便宜鞋店替她買了兩雙繡花鞋，一雙花鞋。川嫦把一隻腳踏到皮鞋裡試了一試，道﹕「這種皮看上去倒很牢，總可以穿兩三年。」——她死在三星期後。女人、病人、鬼，是張派傳人後來發揮的淋漓盡致的悲劇三部曲，在這裡我們只需注意到肉身的「不在之在」，注意到「梓腦味」的歷史記憶，注意到對「古中國」的招魂或除魅。

沒有人穿的鞋，原是張愛玲喜歡狀寫的意象。她是看見兩片樹葉子飄下地，也比做兩隻鞋子在地上自走一程。〈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結尾，佟振保夜半被蚊子吵醒，起來開燈。「地皮正中躺著煙鸝的一雙繡花鞋，微帶八字式，一隻前些，一隻後些，像有一個不敢現形的鬼怯怯向他走過來，央求著。」[10] 這鬼氣森森的兩隻繡花鞋，是佟振保為了慈母、地位、責任而犧牲了紅玫瑰的愛的見證，也是對她娶一個貞靜嫻熟中規中矩的白玫瑰理想的諷刺。
搖擺於、輾轉於「紅白玫瑰」之間的「標準好人」佟振保，是「最合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他的模樣是「屹然」，說話是「斷然」，晦暗的醬黃臉上的五官詳情卻是「看不出所以然」。我們雖不知道他的眼睛是否「誠懇」，仍可以他的黑邊眼鏡為「信物」。這些模棱兩可的挖苦話頗有老舍式的京派風格，正可以用來概括我們所討論的「目光」。《傳奇》封面那個帶來不安氣氛的窗外人如果是一個男性，那目光準是閃爍佟振保的黑邊眼鏡後面。然而最驚心動魄的畫面，還是振保望見家中淡黃白的浴間像一幅「立軸」，燈下的煙鸝也是本色的淡黃白。

當然歷代的美女畫從來沒有採取過這樣尷尬的題材-她提著褲子，彎著腰，正要站起身，頭髮從臉上直披下來，已經換了白地小花的睡衣，短衫摟得高高的，一半壓頷下，睡褲臃腫地堆在腳面上，中間露出長長一截白蠶似的身軀。若是在美國，也許可以作很好的草紙廣告，可是振保匆匆一瞥，只覺得家常中有一種污穢……[11]

緊接「美女畫」的句子不知道為何突然尖刻地提到「美國」和「草紙廣告」，無端將洋人與排泄並置。其實振保是留學愛丁堡的，通篇小說與美國毫無關係。

真正的西方廣告出現在〈桂花蒸阿小悲秋〉裡，那是在洋人哥兒達的房裡，「房間裡充塞著小趣味，有點像個上等白俄妓女的妝閣，把中國一些枝枝葉葉啣了來築成她的一個安樂窩」。牆上一幅窄銀框子鑲著的洋酒廣告，暗影裡橫著個紅髮白身子，長大得可驚的裸體美女。「一雙棕色大眼睛楞楞的望著畫外的人，不樂也不淫，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拍照，甚至於也沒有自傲的意思﹕她把精緻的乳房大腿蓬頭髮全副披掛整齊，如同時裝模特兒把店裡的衣服穿給顧客看」。[12] 洋人掛洋畫，大約也沒有多大深意，精彩處在於身體與衣服在這裡的徹底倒轉。回想佟振保的「空白扇面」，在巴黎和愛丁堡打下的淡淡的水印底子，莫非正是這影像﹖

其實張愛玲那「一瞥」的設計正有著來自西方的「惘惘的威脅」的罷。在〈沉香屑‧第一爐香〉裡的開頭，葛薇龍在玻璃門裡覺得她自己的影子——「她穿著南英中學的別致的制服，翠藍竹布衫，長齊膝蓋，下面是窄窄的褲腳管，還是滿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學生打扮得像賽金花模樣，那也是香港當局取悅於歐美遊客的種種設施之一。」這過於外露的諷刺筆墨帶有老舍《二馬》的痕跡，連語氣都頗為「京派」﹕「英國人老遠的來看中國，不能不給點中國給他們瞧瞧。但是這裡的中國，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荒誕，精巧，滑稽。」[13]類似的評語後來還出現了幾次，如說到梁太太的園會，草地上遍五尺高福字大燈籠，「正像好萊塢拍攝《清宮秘史》時不可少的道具」。你在〈源鷥禧〉婁家兒子的婚禮禮堂，再次讀到這種句子﹕朱紅大柱，盤著青綠的龍，黑玻璃的牆，黑玻璃龕裡坐著小金佛，「外國老太太的東方，全都在這裡了。」[14]

范柳原章雲藩佟振保們的「東方」構成，與「外國老太太」並不完全相類，更多了許多曖昧迎拒的可疑成分。當他們最後與「現實東方」相遇並妥協，就變成婁囂伯這種「出名的好丈夫」﹕「頭髮不要剪成鴨屁股好不好﹖圖省事不如把頭髮剃了！不要穿雪青的襪子好不好﹖不要把襪子捲到膝蓋底好不好﹖旗袍裡不要露出一截黑華絲葛褲子好不好﹖」[15] ——針對婁太太發出一連串「焦躁的商量」。

能不能說，百年來中國人絕於耳，聽到的正是這全方位的「焦躁的商量」﹖「焦躁的商量」或許出自「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曖昧陽性位置，出自他們書寫與發言的知識特權，出自他們意識到了這種特權而無法自救的內疚和罪惡感。他們目光猶疑而脾氣暴戾，心亂如麻仍侃侃而談……且慢！在我這篇對民國女子衣飾的「寓言化閱讀」中，不單延續了強化了將「東方」、「中國」陰性化的他者思路，而且將「瑣碎政治」危險地引伸到了「經國之大業」和「宏大敘事」。政治上的不正確，莫此為甚。雖然在張愛玲的語匯裡，陰性中國才能在「大而破」亂世「夷然」存活，然而短文還是及時打住的好。有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