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的理性與感性
連續三天,逃到澳門,目的是為新小說動筆。抵步才一天,精神上的收穫已經不俗。
坐在小房間裡,此刻,有手提電腦、一本曾讓我感動的小說、一杯水、空調、一張書檯、一張床,便已足夠。我仍然活著,而且活得安寧──即使沒有電視、上網、電郵、報紙、購物、游泳池、健身室,甚至沒有親友,沒有貓女在旁。換句話說,平時正是被這些「東西」佔據了肉體和精神,尤其是無時無刻的手電凶鈴,難怪從來心緒不寧,總不能坐下來寫作。
此刻,除了寫作小說外,沒有其他工作:電台節目預先錄好了,廣告撰稿及其他稿約要不自然流失,要不主動割愛。此刻,感覺依然不錯呀。原來我最愛的工作,始終是寫作,尤其是充滿難度和挑戰性的小說。其他工作,失掉了,只會惋惜一天或一星期,要是從今不准我寫作,我會遺憾半生。
我不是個快槍手,真不明白別的作家如何一年寫六本書,還要上班。人比人,比死人,拯救自己的亦只有自己。不要怪罪別人,每個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看清楚自己的弱點,親手逐個擊破,才能自救。
我重新製訂每天寫作時間表,幫助自己在未來兩個月閉關趕稿。時間表,過去都有做,執行不力才是關鍵。針對自己的弱點,我列出了十數項提示,包括把接聽手電的時段限制為星期二至五的下午;逢週六、週日至週一是一氣呵成的趕稿日,寫作以外的工作必須安排在其他日子;謝絕一切午膳和晚膳的邀約;暫時不准看電視、VCD、電影、上街購物……沒錯,做作家必須有一定程度的理智,嚴格執行紀律。明日又明日,每天雜務何其多,沒有紀律,永遠不可能完成一篇文章。
紀律以外,更重要的是身心狀況。這次澳門行,就是要為心靈排毒,寫作以外的一切雜念,例如家務、倦意、各種掛慮,全部暫時放下。原來暫時「只記今天,莫理明天」,不為前途和經濟掛心,仍然可以活著。
我是個慢熱的作者,總不能像演員般,導演一聲開機就進入情緒。與其強行改變自己,不如設法適應和改善。去年到加拿大寫小說,陪我「安胎」的是瓊瑤小說,這次伴我而來的是深雪的《貓眼二說》。專心一意地追看,依然感動得哽咽。
當下,對於「好書」的定義,愈加清晰:最關鍵的是能夠感動讀者,這很視乎作者的功力。要補充的是,所謂功力,一方面文筆不能差,不能簡陋、粗糙;另一方面,可不必賣弄艱深,不要用長而累贅、難明堆砌的句子。「文學性」是個令人自欺欺人的黑洞,一旦沉迷其中,就會走火入魔而不自知。
很久沒有被感動過了,對上一次,是李碧華的《煙花三月》和近日重溫的《櫻子姑娘》。人愈大,見得醜惡的人和事太多,吸收教訓之後,很難單純地為一件事而掀動情緒。大城市裡,過分急促的生活節奏、互相逼迫的人際關係、五光十色的物質引誘,都讓人理智和躲懶,不利創作。
寫作人除了理性的紀律外,更需要感性,讓想像馳騁,讓自己投入故事中。當我「日理萬機」地應接各方來電、每天充塞十八個工作會議和約會,人變得過份理性和機械化,這時,需要全情投入一個好故事,以重拾感性,醞釀寫作情緒。難怪亦舒移民溫哥華多年,雖則未能第一身感受香港的城市脈搏,但遠離俗世,反能安心而有紀律地寫作。作家也是人,也要生活、養家、做家務,所以不能放任,自封藝術家,但理性和感性的平衡,最好是三七之比。
是的,寫作,除了寫作技巧本身,還要「清心寡慾」地修身,把玩樂、朋友、物質……全都減省,尚要不斷反省、自我改進。
你說:「這實在太誇張了。」說得對,老實說,如果不是為了寫作,我的日子可以更「安樂」。唯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寫作如是,建立任何一種事業如是。我們必須作出取捨,或稱「犧牲」。只要這種不惜一切的代價,付出時是義無反顧、無悔今生、不計明天便成。
恰如愛情的代價:「也想不相思,可免苦相思。幾度細思量,情願相思苦。」沒有痛過,不算愛過。沒有煎敖的,不算是愛情。
文:黃擎天 編輯:Dickson
2004年7月23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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